编者按

在那段烽火连天、血雨腥风的岁月里，他们或英勇杀敌，或隐秘抗争，或献出生命，用鲜血和生命、智慧和无私，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让我们走进这些抗日英雄的故事，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感受伟大抗战精神。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80周年，也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主要创始人邓演达诞辰130周年。国内外学界很少研究邓演达的抗日救亡主张及其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探析。

邓演达

邓演达抗日救亡主张的背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有孙中山晚年反帝思想作基础，同时有鉴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邓演达开始了抗日救亡活动。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明确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以“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1925年3月11日，他在《国事遗嘱》中依然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晚年提醒国人要注意日本的强权霸道文化，他说：“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他们的陆军平常可出一百万，战时可加到三百万。海军也是很强的。”日本“随时便可以破我们的国防”“制我们的死命”“或者因为时机未至，暂不动手”。孙中山上述反帝思想为斯时中国国民党如何开展民族革命运动指明了方向，并为其革命事业继承者邓演达提供了反帝经验。

孙中山逝世后尤其是国民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牢记孙中山《国事遗嘱》，继承和发展孙中山晚年反帝思想，于1930年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一文中说：“要彻底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周天度编：《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8页）1930年9月，邓演达就初步认识到日帝侵占中国东北的野心，说：“最近的东北出兵，骨子里也未必能免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总之，孙中山晚年反帝思想成为其后邓演达主张抗日的重要思想基础。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21日被押至南京。眼看日军侵略中国东北但蒋介石对此不抵抗，邓演达满腔悲愤，忧国忧民，所以坚决主张反蒋抗日。

邓演达抗日救亡主张的内容

从九一八事变发生，至邓演达英勇牺牲，时间仅两月余，邓演达一直身陷囹圄。但邓演达就抗日问题发表许多可贵的看法，具有较丰富的内容。

要抗日救国，就必须先反蒋。邓演达有鉴于蒋介石“不抵抗”日寇侵略中国东北，认为要抗日救国就必须先“倒蒋”。这显然是合理和可取的。

联合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切爱国的政党来抗日。邓演达早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被蒋介石逮捕后，他严厉驳斥蒋介石的“（先）削平内乱，然后从事建设，再行抗日”或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说：“共产党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凭武力解决。”九一八事变后，国内一切爱国的政党积极主张抗日救亡。邓演达指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们“应与各党合作，共赴国难，发动群众，对日宣战”，结成反蒋反日“联合战线”。

发动全国民众抗日。邓演达坚持和发展孙中山晚年“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反帝的思想。在邓演达看来，帝国主义也是“（全国）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的“反动仇敌”。所以，邓演达提出，必须团结全国革命民众。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孙中山，邓演达主张民众必须“以农工为中心”，所以尤其主张要发动广大农工群众来抗日。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邓演达却注重利用民众尤其是农工的力量来抗日救亡，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一定条件下联合苏联抗日。在邓演达眼里，苏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为此，孙中山晚年实行了联俄政策，这增强了其反帝反封建的力量。邓演达从中受到影响，认为，苏联在反帝方面“客观上可以做我们的朋友”，但要求苏联平等地对待中国和不干涉中国革命。在这些条件下，就与苏联“恢复邦交”。

联合世界上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抗日。孙中山晚年在反帝时主张“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又为邓演达如何反帝提供了经验。在邓演达眼里，世界上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有着共同敌人即帝国主义，都有着共同目的即获得民族解放。因此，他主张，应将这些民族联合起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联盟”“共同去反抗帝国主义”“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但不同于孙中山，邓演达认为，在反帝方面，“世界上被压迫民族们”才是“我们真实的朋友，真实的政治联盟者”，要联合它们以“消灭一切帝国主义”。

显然，邓演达抗日救亡活动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邓演达既指出斯时抗日救国的阻力，同时又找到抗日救国的国内外多个动力，从而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孙中山反帝包括反日帝思想在继承中进行一定发展。

邓演达抗日救亡主张的作用

邓演达的抗日救亡主张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反帝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之需要，因而在当时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邓演达对抗日救亡主张的论述在当时指引着他的战友们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们前赴后继地投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们根据邓演达抗日观点，制定《对时局宣传大纲》，谴责蒋介石“勇于内战而怯于外敌”，声讨日帝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明确提出“倒蒋抗日”的口号和十条“倒蒋抗日”的纲领。北平和广东等地的组织响应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号召，积极进行反蒋抗日宣传。1933年上半年，临时行动委员会还派出干部和党员去支持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在张家口成立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这一切推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邓演达驳斥蒋介石所谓的“（先）削平内乱”“再行抗日”，反对“围剿”红军，要求临时行动委员会应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发动全国民众，在相互平等条件下联合苏联，也联合世界上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结成反日“联合战线”。邓演达牺牲后，临时行动委员会不断将邓演达这些抗日论述付诸实践，如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1月，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率先响应《八一宣言》，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宗旨。1937年8月，国共两党在南京谈判，临时行动委员会总书记黄琪翔邀请两党谈判代表到其家座谈，促进国共合作。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