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劭先1886年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今樟树市），1967年去世，参与创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我国著名的民主人士。作为老同盟会会员，陈劭先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拥护三大政策，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泛开展民主活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劭先受邀来到广西，并与胡愈之等共产党人并肩作战，筹办在战时大后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型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其间，他利用在广西政界和文化界的影响力，关心、保护文化供应社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多次化解文化供应社的危机，并在战后积极重建文化供应社，为文化抗日和统一战线做出重要贡献。

　一九四二年春，陈劭先与文化供应社全体人员合影留念。

　　筹办文化供应社

　　西安事变前，陈劭先在上海联络反蒋进步势力，被反动当局逮捕。西安事变后，经桂系以及各方面营救获释。

　　此时，桂系军阀虽然与蒋介石妥协，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但桂系在广西的地盘并没有丧失，军事实力也有所保存，因此李宗仁等希望全国的非蒋民主人士能够围绕在自己身边，形成一股与蒋对抗的新势力。为此，广西当局还组建了“公开合法存在的组织来团结一班同情我们（即民主人士）的人，名称叫广西建设研究会”，并于1937年夏向一直主张反蒋的陈劭先发出邀请，希望他前往桂林担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常务委员。陈劭先回忆，“我的反蒋是因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李宗仁的反蒋，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但无论如何在反蒋这一点上是有共同基础的，因此我就接受了李宗仁的委托”。

　　来到桂林后，陈劭先利用广西建设研究会这一平台出版了《建设研究》《时论分析》等进步报刊，团结了千家驹、陶孟和、张志让等大批民主人士，为大后方的文化抗日积极努力，并逐渐有了声势。

　　而正是考虑到在陈劭先等进步人士的努力下广西已经具有较浓的进步文化氛围，政治环境也相对宽松等因素，1939年年底，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胡愈之来桂林开展文化事业和统一战线工作。受李宗仁的邀请，胡愈之也加入了广西建设研究会，并与陈劭先有了更多的交往。由于胡愈之早前长期在出版业耕耘，与文化界有广泛联系，而当时桂林又出版机构和书店云集，有“文化城”之称，因此胡愈之认为开展文化工作的时机非常好，就与陈劭先等一同商议，希望成立一个出版社，“供应文化产品和其他物品”。

　　对此，陈劭先十分赞同，并积极动员广西军政人员参与筹资。经过陈劭先的努力，许多广西军政人员以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名义加入文化供应社筹款活动，并最终筹集1万元左右，占了文化供应社首次总注册资本12000元的绝大部分，成为文化供应社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1939年10月，文化供应社正式成立，陈劭先被选为社长。为避免重庆方面的审查和给予编辑们更多的创作空间，并与文化供应社编辑部主任胡愈之商量后，陈劭先表示不插手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和出版的具体业务工作，而是主要负责为文化供应社成员提供各方面保障，维护文化供应社运营。

　　保障出版社经营

　　1938年9月，广西省书刊审查委员会奉国民党中央当局饬令进行改组，并依照《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组织通则》更名为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负责对抗日期间桂林的出版业进行更为严厉的审查。在抗战期间的三次反共高潮过程中，这种针对出版业中进步出版机构、书刊的审查尤为突出。但陈劭先对此都做了坚决斗争和灵活处理，最大程度保障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的政策开展。

　　1939年至1940年，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中共湖南地下党省委所办的《观察日报》被查封，其所属印刷厂有被没收的危险。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与陈劭先商量，希望桂林的进步出版力量能够尽可能进行抢救。陈劭先答应下来，并动员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和文化供应社共同出资，将《观察日报》及所属印刷厂迁来桂林，成立新的西南印刷厂，为文化供应社所用。

　　1940年，重庆当局查封了桂林许多进步书店，又命令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停业，新知书店的门市部也遭到多次审查，许多图书不能重印，面临经营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陈劭先出面将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的一些门市部接管过来，改为文化供应社的营业处，将两所书店的一些工作人员转入文化供应社工作，一部分存书收入文化供应社，改换封面和书名之后重新出版。之后，国民政府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派专员来查问此事，陈劭先也出面做了掩饰，保存了进步出版力量。

　　除了新知书店、生活书店等大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也未能幸免当局的频繁审查。除了一些送审的书稿无法过审和一些过审的书稿内容被删了很多之外，文化供应社一些已经出版且内容很好的、非常受读者欢迎的图书，国民政府当局也不准再版。对此，陈劭先采取了两个办法，对无法过审和被大篇幅删改的图书，他据理力争，而对出版社希望再版的图书，他就采取再版时用不同样的纸张重印，不写明再版的版次和日期的办法，避开当局的审查。

　　但随着文化供应社出版的进步书刊愈多，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愈大，国民政府当局对其愈发警惕。1942年底，桂系驻渝办事处主任参加蒋介石的“官邸汇报”后打电话给时任国民政府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委座对文化供应社发展至感兴趣，已手令中央党部秘书长加以资助”。1943年初，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铁城又致电黄旭初，表示“文化供应社由中央宣传部接办，原有主要工作人员均应辞职”。

　　对此，陈劭先主动找到黄旭初，表示文化供应社是民间股份有限公司，吸收资金必须经股东大会讨论，希望他应以广西事业为重，阻止重庆方面插手文化供应社。同时，为化解这次危机，陈劭先还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文化供应社自动改组，陈劭先、陈此生、傅彬然、宋云彬、邵荃麟等影响力较大的民主人士均退出文化供应社，请万民一担任总经理，并邀请重庆和广西都能同意的钱实甫当编辑部主任。二是坚持保留文化供应社的中层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如林涧青、赵晓恩等，并让中层干部顶上一线职务，以此保证文化供应社的办社宗旨不变。

　　经过陈劭先的据理力争和巧妙应对，文化供应社得以继续营业，并先后出版500多种（套）书报期刊，成为当时广西规模、影响力最大的出版机构。而陈劭先虽然辞去了社长一职，但仍以常务董事顾问的身份关心、帮助文化供应社发展，成为不挂名的社长，继续为文化供应社发展护航。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陈劭先与夫人张佩瑜，儿子张尚明、张尚久在香港一同合影。

　　保障同仁安危

　　在文化供应社存续期间，陈劭先还积极关心、帮助、支持社内同仁的生活和学习，并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保障他们的安全。

　　文化供应社创办之初，社员生活和工作条件有限。为此，陈劭先经常到社员宿舍看到大家，尽可能为大家解决困难。担任过文化供应社负责人的覃展回忆，“劭老十分关心青年，爱护青年，生活上非常关心，他经常到我们住的宿舍看看。那时，我们经常是十几人住一间大宿舍。他就经常来问电灯够不够亮，有没有放东西的桌子，嘘寒问暖”。在陈劭先的关心下，时任文化供应社编辑的朱光暄回忆，“文化供应社同事在小竹屋里待了一年多，大家过得很愉快”。

　　为减少文化供应社的经济压力，在文化供应社担任社长期间，陈劭先从未领过薪金，也没有支出过车马费，还经常拿出自己的积蓄给社员们救急，尽量保障他们的生活。

　　同时，陈劭先还积极支持、保障社员们的各种学习活动。文化供应社中有许多进步青年，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则是民主人士，他们在星期日经常举行读书会。每次读书会一般由与会同志选读一本书，在会上作读书报告，再进行讨论，谈的问题有时事政治问题，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其间，有个社内同事向陈劭先举报说那是共产党活动，陈劭先听后就不再让这个同事回文化供应社工作了，以此保障社内学习正常进行。

　　此外，为保证和提高书刊出版质量，文化供应社还会面向所有社员举办一些专题学习会，包括由邵荃麟领导，研究苏联文艺作品和其他国家的名著的文学研究会，由宋云彬、傅彬然领导，研究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哲学历史研究会等。对于这些学习，陈劭先不但不干预，还积极支持，一些报告会他还会参加。

　　另外，陈劭先还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保障相关人员的安全。邵荃麟从浙江撤退来到桂林，加入文化供应社并担任《文化杂志》主编。在该杂志发刊词上，邵荃麟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论点发表了《我们对于当前文化建设工作的意见》，引起了广西国民党省党部的警觉，并要求陈劭先辞退邵荃麟。陈劭先并没有妥协，而是反问“你说他是共产党员有什么证据？他在一个民间文化团体当一个编辑怎么不可以？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吗？”面对陈劭先的质问，国民党只好作罢。

　　除了社内知名编辑，陈劭先对普通进步社员也是竭尽所能保护。1941年8月，国民党任命高阳为广西大学校长，学生起来反对，不让他进校门。为了处理这事件，国民党当局要抓刚从广西大学毕业后来到文化供应社编辑部工作的一位政治学系的毕业生，说他之前参与并领导了反对高阳入校的学生运动。陈劭先不让抓人，说证据不足，同时还安排了这名同学连夜离开了广西。

　　除了社内成员，对与文化供应社有相关往来的共产党员，陈劭先也不惧风险，积极营救。1944年，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特务包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企图加害李克农。李克农指导并参与了文化供应社的建立和其他工作，还推荐了许多共产党员加入该社。陈劭先得知此事之后，立即找到黄旭初，对黄晓以大义和利害，在征得黄同意之后，借用黄的汽车，亲自把李克农接出来，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加害李克农的阴谋。

　　重建文化供应社

　　1944年10月，日军侵占桂林，文化供应社被强迫疏散。陈劭先随文化供应社（包括印刷厂）的许多人员转移至桂东。即便环境恶劣，陈劭先仍然竭力维持文化供应社的工作，并在平乐、昭平等地设立门市部。但战乱人心不稳，农村读者文化水平和购买能力都较低，文化供应社的图书销售部情况不佳，许多社员在一边从事文化供应社工作时，还需兼职才能维持生活。即便如此，在陈劭先的鼓励下，社员们都坚持岗位，直到抗战胜利。

　　大疏散后的桂林遭到焚烧，待1945年陈劭先等回来之后，桂林已是满目疮痍，昔日号称书店中心的桂西路（今解放西路）成了废墟，“文化城”显得格外萧条和沉寂。但此情此景并没有让陈劭先放弃重建文化供应社的想法。陈劭先立即召集社员在瓦砾废墟上重建旧业，并很快就在桂西路上重建了文化供应社桂林门市部。新的文化供应社除经售保留下来的存书外，还着手重印了一部分重要图书，并经销了重庆、上海、香港等出的进步书刊，为供应桂林及广西的文化食粮，介绍政治形势，传播革命理论，推进民主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进一步拓展经营，陈劭先还让社员利用他在广西的影响力，去银行取得贷款。有了资金支持，文化供应社就兼理了重庆《新华日报》和三联书店在桂林的发行业务，成为当时广西唯一可以输送进步书报的出版机构。

　　随着陈劭先的精心经营，文化供应社的发行业务逐步恢复，开明书店也委托它为特约经销处，之后文化供应社又不断拓展外地业务，先后在南宁设门市部，广州和上海设营业处。

　　1945年，中国民主同盟希望在桂林办一个刊物报道政治形势和民主运动发展情况，改变过去被称为“文化城”极不相称的沉寂现状，推进广西的民主运动，于是欧阳予倩、张锡昌、徐寅初等人创办了《民主》桂林版。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印刷成了一个问题。了解此事后，陈劭先主动提出让文化供应社来承印《民主》杂志，促进了战后民主事业的发展。

　　之后随着桂、蒋日趋合流，广西局势发生了逆转，陈劭先也对文化供应社的工作也做出调整。他派当时负责文化供应社总社工作的赵晓恩前往香港，去开办文化供应社香港办事处，实际上就是承担总社的作用，并要求赵晓恩把文化供应社重要图书的纸型和资金逐步转移到香港，以便局势进一步逆转时，可以将香港作为文化阵地，继续战斗。同时，陈劭先还设法与已经前往南洋工作的胡愈之联系，筹款在香港出版和再版一些图书，然后通过文化供应社在桂林和内地销售。于是，胡愈之从陈嘉庚处募集一笔资金，帮助赵晓恩建立了香港文化供应社。之后局势的变化印证了陈劭先的判断，文化供应社避免了重大损失，并在香港继续营业发挥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供应社总社迁往北京，由于主要负责人均已走上新的领导岗位，文化供应社报请国家出版总署批准，于1953年办理结束手续，全部资产移交各地国营新华书店接收，成为新中国人民出版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陈劭先在政治上不避风险，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和他在广西的地位，巧妙地利用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与共产党肝胆相照，一同积极开展进步文化活动，支持抗日活动，展现了一位革命者的斗争智慧和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