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正在开展“学规定、强作风、树形象”主题教育。要求发挥多党合作历史资政育人作用，赓续民主党派前辈优良传统。民主党派前辈在勤政敬业、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上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传承他们的坚定信念和高尚风范，对涵养情操品格，营造清风正气的干事创业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梦觉（1913-1990年），吉林怀德人，经济学家、教育家。1929年进入沈阳东北大学经济系学习，1933年毕业。九一八事变后，关梦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任北平《外交月报》社编辑、东北救亡会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晋豫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西北区办事处总干事、《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主笔。解放战争时期，关梦觉任东北行政委员会社会调查所副所长、嫩江省教育厅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梦觉任民盟东北总支部秘书长、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1954年9月，关梦觉调入东北人民大学（现为吉林大学），历任经济系主任、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关梦觉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吉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吉林省委会主委等职。

关梦觉一生恪守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中华传统的士人精神，坚持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留下了许多廉洁故事。

1943年1月，关梦觉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晋豫区经济研究所离开，调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西北区办事处总干事。面对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官员腐败等局面，他深感民生艰难，毅然决定以笔为刀，一方面到陕西省商业专科学校任教授，为学生主讲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经济地理三门课程，通过课外辅导与专题学术讲座的形式，将抗日救国思想贯彻于自己的教学与学术讲座之中，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积极主持编辑和出版《秦风工商日报》，每隔一天写一篇关于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社论，尖锐地揭露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上独裁、经济上腐败的现象，特别对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了广泛调查。由于该报反对国民党打内战，主张民主和平，于1946年5月3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关梦觉也在国民党特务追踪下被迫离开西安，辗转山西、北平，历时五个多月，回到了东北解放区。

吉林大学成立之初，为建立经济学院，关梦觉放弃了民盟东北总支部秘书长的社会职务，重返学术岗位。虽然位居经济系主任岗位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官”，而是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学术带头人。从那时起，不分严寒酷暑、没有星期假日地辛勤工作，经常伏案写作，备课到深更半夜，一把小茶壶、一盏旧台灯陪伴他度过许多奋战的日夜。关梦觉花费大量精力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和世界经济等课程，还不定期开设经济理论讲座或作学术报告，向中青年教师和学生介绍理论研究前沿动向、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或传授治学之道，引导他们关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问题，培养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许多中青年教师和学生经常到他家中请教问题，他都热情接待，耐心解答和认真讨论每一个问题，即使礼拜天也不休息。

此外，作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的主编，每期学报的稿件他都一一过目，并且逐字逐句修改，一丝不苟。他每个月审阅过的稿件约有数十万字，但是除工资外，没拿过一分钱额外报酬。这些无酬劳动占去了他大量时间，但他总是认为这也是教书育人的一部分，乐此不疲。他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用扬鞭自奋蹄。”

关梦觉一生勤俭，吃苦耐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常给儿女讲他小时候家境如何贫寒，读书如何不易，教育儿女要能吃苦，不要贪图生活享受。作为领导干部，虽然国家有相应的待遇，但他都坚持让给更需要的同志。省里为他安排厅级的分配住房，他坚持退回，认为现有的生活条件已经非常好，绝不能占用国家更多资源。对于单位根据级别要为其安排配车，他也能免则免，每次出门，总是让妻子兜里放好1毛2分钱，作为来回的车费，坚持乘坐公交车代步。日常生活不但自己尽量节俭，四个儿女的衣服，也常常是老大穿过老二穿，衣服上常有许多补丁。解放战争时期，全家实行供给制，两个儿子都和警卫战士一起吃大灶，坚决不搞特殊化。他一直坚持要求儿女自己去闯，绝不允许躺在父母身边搞特殊。他常对儿女说：“你们要自己出去闯天下，不要躺在父母身边图安逸。”

关梦觉晚年患有严重的肺心病，但每次都是在医生的再三催促下才肯住院就医。平时工作太忙，他只是吃几片药就对付过去。一次去北京开会，关梦觉的病情突然恶化被迫住进了医院。按他的级别可以住省部级干部病房，但他坚持要住普通干部病房。待病情稍有好转，就急忙出院。他对随行人员说：“国家现在还不富裕，能省就省些钱吧！”

关梦觉去世前，老友陶大镛来医院探望他，他们谈论国际“大气候”的变幻，还为马克思主义在祖国大地重放光芒而喜形于色，并为此坐在床边笑谈不已。老友见他心律很不齐，谈话一急还有点喘，肺心病并没有真正好转，就劝他在医院里多住一段时间，东北天寒地冻，等开春后再回老家去。他却说“不行”，一来这里住院费太高，公家负担重，深感不安；二来长春方面的工作一大堆，等着他回去处理，也放不下心来。劝来劝去，他还是坚持翌日离开了北京。

关梦觉去世时，家中除了一台电视机以外，没有任何高档的电器和家具。他的一张旧床睡了几十年；书房的藤椅磨出了好几个洞，妻子用布修补，可他依旧不愿买把新的。

关梦觉从政的风骨、治学的风范、做人的风格、处事的风度是宝贵的财富，值得代际相承、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