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石家庄市委统战部主办的《统战之声》杂志刊登了民革原石家庄市委主委宣叙《从台湾到西柏坡——在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感召之下》，现予转载。

1948年上半年，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行将土崩瓦解。国统区政府的官员、富商、有地位的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纷纷从大陆逃往台湾。而我们全家则反其道而行之，决定响应“五一口号”的号召，投奔解放区。在中共党组织的关照帮助下，冲破艰难险阻，费了几个月的周折，终于从台湾到达西柏坡。

我的父母祖籍安徽，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民盟成员。祖父是县城的中学教师，父亲少年时期就立志救国救民。母亲是清代著名篆刻家、书法家邓石如的后代，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亲姑姑。她的二哥邓初白色恐怖时期在青岛掩护和营救过很多共产党员，其中有陈独秀、姚依林、江青、黄敬、康生、柯庆施等。

父亲16岁赴日本留学，受到许多中共安徽老乡的影响，早年即参加革命活动。留学期间，在冶金专业学术方面有了突出的造诣。回国后起初在武汉大学、重庆大学任教授，后来在国家资源委员会金铜矿务局任职，1946年被调任台湾金铜矿务局任总监，同时在台大任教授。

1948年4月30日，随着解放战争转入战略攻坚阶段，中共中央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以“五一口号”的形式，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的政治蓝图。1948年5月1日，见诸解放区《晋察冀日报》等报刊。香港《华商报》也全文刊发“五一口号”。“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这些口号像春雷一样振聋发聩，在解放区内外以及国外引起巨大反响。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早已官场腐败、民怨沸腾，大批有名望、有造诣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虽有忧国忧民的满腔爱国之心，但心中茫然、无力改变现状。“五一口号”明确提出 “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点燃了他们心头的明灯，打开了他们心灵的密码。“五一口号”发布后，国统区很多民主人士不畏艰险，奔赴解放区。

据我父母说，他们在台湾看到香港《华商报》刊发的“五一口号”，反复阅读，激动不已，眼前如同见到黎明的曙光。同时，他们不少的中共老朋友（如张奚若、周新民等挚友）纷纷致信介绍大陆的真实情况和人心所向，以及国民党政府即将崩溃的大好形势。那时，他们恨不得扎上翅膀一下子就飞到解放区。

但是，全家六口人要从台湾回到大陆奔赴解放区，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阻拦、恐吓和威胁是可想而知的。

1948年的6、7月间，父亲编了一个理由，说是我爷爷病逝，须回老家奔丧。政府不好阻拦只好批准，但严令只能只身前往，不能带家属。我母亲则托人争辩：哪有公公去世儿媳不去吊唁的道理。母亲获准之后，我们4个幼小的兄弟姐妹（当时我才5岁），也就可以勉强同行了。但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们抛弃了在台湾的所有家产，义无反顾地登上了返回大陆的轮船，直奔上海。

在上海仅住了一夜，党组织安排首先北上北平。当时的北平尚未解放，我们住在清华大学我三舅邓以蛰教授（邓稼先的父亲）家里，中共党组织每天都派人来商量安排赴解放区的具体事宜。经过精心周密安排，我们全家于1948年8月离开了北平。因为我父亲当时有一定的声誉，为了免遭国民政府的暗害，组织上叫我们全家都更名改姓，化装成去山东做买卖的商人，途经天津附近的一个陈官屯的地方，设法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

封锁线上人们十分拥挤。我看见到处都是铁丝网，国民党士兵们都端着上刺刀的大杆枪、吆五喝六，气势汹汹。那里分男女两个检查通道，我年龄小，随母亲，姐姐比较顺利地走了过来。父亲和我两个哥哥走男人通道，人多拥挤，二哥被人们挤得脸都青了。幸亏父亲和大哥用胳膊拼命撑起一点缝隙，才保住他的小命。父亲十分着急，看到铁丝网下面有空，便和大哥二哥钻了过去。当兵的看到，盘问了很久，险些被扣押。

过了封锁线就是解放区了。组织上专门派来了一辆卡车来接，还有一个警卫员和一个炊事员。我记得那个炊事员姓马，擀面条特别棒，不但速度快，而且有节奏，像打击乐的声音一样好听。我们有时坐马车，有时坐卡车，一路颠簸到了西柏坡附近的李家庄。李家庄距离西柏坡不到20公里，是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

之后，把我们安排住在石家庄交际处（现在桥西区政府西院那个地方，以前是日本兵的兵营）。同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有陈毅、聂荣臻等首长。记得刚一到石家庄，当时的市长柯庆施就来看望我们。他还记着我二舅在青岛时候数次营救过他的情景。

那时候北平还没有解放，时常有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所以交际处的院子里建有一个防空洞。警报来得紧急，大家就地钻进院子里的防空洞。如果提前得到警报，时间来得及，我们就会乘卡车开往平山县山里，山里有一个一个的防空洞。那跑警报的情景我仍然历历在目，敌人飞机投下的炸弹有的嵌入路边没有爆炸的，我还跑过去看着，觉得好玩，不知道危险。

1948年11月，有情报说傅作义要攻打石家庄。中共党组织极为重视民主人士的安全，首先转移我们。途中经过今井陉县的微水镇等地，翻山越岭，一直向西，直到今山西省阳泉市。

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2月14日，我们这一家人和在“五一口号”的感召下弃暗投明的几十位知识分子，告别石家庄。接着，我父母在首都北京，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70年前的一呼百应、群贤毕至，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一页，是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格局的基本形成，标志着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的正式创立。我们全家从台湾到西柏坡的经历见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篇章。

（本文作者宣叙为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石家庄市政协十届委员会副主席、民革原石家庄市委主任委员。其父原名葛翔、葛其翔，到解放区改名为宣宁，曾任国家冶金部高级工程师，民盟国家冶金工业部主委。母亲原名邓昭、邓君毅，到解放区改名孙毅，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亲姑。）